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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抗战英雄缘何少有士兵——三论国共抗战英雄之比较
作者: 高戈里 | 2007年08月21日 22:02 | 栏目: 读史随笔(4555) 点击 | (116) 评论 | 本文地址: http://gaogeli.blshe.com/post/1892/91754
国民党军抗战英雄缘何少有士兵
——三论国共抗战英雄之比较
高戈里
(高戈里的博客:http://gaogeli.blshe.com/)
我的《国共两军抗战英雄之比较》和《中共抗战英模"六大平民本色"--再论国共抗战英雄之比较》在博客上发表后,被部分网友转贴多家论坛,为回应一些非议,三论如下:
根据中华民国26年11月8日《国民政府公报第2505号》修正公布《陆海空军勋奖条例》, "国光勋章"为"国家至高荣誉","颁授捍御外辱、保卫国家,著有特殊战功之军人"。仅次于"国光勋章"的国家荣誉是"青天白日勋章",系于民国18年5月15日由国民政府公布《陆海空军勋章条例》颁行。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一共授予2人"国光勋章"、授予170人"青天白日勋章"。
虽然,国民政府公布的《陆海空军勋章条例》第四条规定:"青天白日章不分等级,凡陆海空军官佐士兵,于攘御外辱,保卫国家时,立有特殊战功者,得给予之。"但是,"国光勋章"和"青天白日勋章"无一枚授予士兵,授予军士的仅2人,99%都授给文武官员了,其中将军及省部级以上无军衔的高级官员又占了82.9%。
抗日战争,阵亡者以士兵居多,但代表国家最高荣誉、按规定"官佐士兵"均可得之的上述勋章,绝大多数却授予了国民党政府的文武高官。
对于这种战争背谬,"强国论坛"上的一位署名"傲雪的红梅"的网友,在其《想起电影〈三毛从军记〉》的帖子中,回放了张乐平先生和电影编剧兼导演张建亚先生源于生活而创作的经典形象:
三毛端掉了鬼子的炮兵阵地,立了功,师长也因此立了功,师长获得了勋章,三毛获得了锦旗,师长要和三毛合影,师长胸配勋章,三毛双手端着锦旗。
记者让三毛把旗举高点,三毛举过胸脯,不行,举过脖子,还不行,直到举过头顶。好,行了,喀嚓!照片见报,师长全副戎装身配勋章神气活现地站着,身旁有一面"抗日英雄"的锦旗,三毛呢?只剩下飘在锦旗顶部的三根头发毛。
蒋委员长的电影画外音:要用千万个无名的岳武穆,造就一个中华民族的岳武穆......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半封建社会的英雄史,基本上就是这样被知识精英书写成就的。
无人否定,参加抗国民党战士兵中大有英雄存在,那么,当年的国民党政府为什么舍不得把代表"国家至高荣誉"的"国光勋章"和"青天白日勋章"授予士兵呢?
对此,有人回应:"试问世界上那个将军身上的勋章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获得勋章的本来就不是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他身后那些千千万万的无名战士。"
如此义正词严的"试问",迫使本文不得不进行"代表"资格审查:先展示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当年言之凿凿的记载,再剖析"代表"者与被"代表"群体之间血淋淋的阶级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战场后果,进而让国民党高级将领阶层的"代表"资格得以昭示天下,也使谁"不厚道"昭然若揭,更使本文题解尽在其中。
据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
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据美军军事观察组军官罗曼努斯和森德兰著书记载,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美军包瑞德上校则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
高思大使评论道: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胡宗南精锐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
这段史料记载,为我们今天辨析史论真伪,提供了不难想象的常理:当年国民党军队的"长官们",连维持士兵生存的基本食品都要肆无忌惮地无情克扣,代表"国家至高荣誉"的"国光勋章"和"青天白日勋章"及其附属权益,又怎能拱手相送给自身权利无以保障的士兵?
对此,有人辩护:国民党军队虐待士兵的现象虽然有,但只存在少数地方军阀的部队中。
还有人凭空想象: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只存在于抗战胜利之后。
辩驳此论,且不说《剑桥中中华民国史》在大量引用西方国家的文献及美国国务院档案资料中,提到不少国民党嫡系部队抗战期间的腐败及虐待士兵的劣迹,就对国民党军队抗战期间的整体评价而言,也有确凿的史料记载。当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其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就曾愤慨谴责:
整个国民党的军事系统终于暴露了它亏待士兵的可怕后果。......抗日战争期间,军官们的贪污行为就已经十分猖獗。国家资源日益枯竭,前途已经无望时,这一现象依然如故。
对于司徒雷登大使所作的整体评价,当年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的日记曾有印证:"人人言,我国兵好官不好。"
这一点,就连国民党军最高统帅也不否认。
抗战中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身份,对兵役状况作过一次实地考察,考察结果令他触目惊心。由于受到虐待,死亡壮丁与存活壮丁的比例高达11∶1。 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显然,在残酷的阶级压迫制度下,国民党将领阶层在抗日战争中仅仅是行使国家权力的"代表",绝非他们"身后那些千千万万"士兵群众权益的"代表"。
本文并不反对讴歌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英雄,恰恰相反,那些备受长官盘剥、欺压却又含垢忍辱并以冻馁之身为抗击日寇侵略流血牺牲的广大国民党士兵群众,才是最值得秉笔直书颂扬、纪念的英雄。而大量国民党士兵群众的抗日英雄事迹之所以长期被抹杀、被埋没、被忽视,与《三毛从军记》中的记者所代表的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精英附庸于压迫者阶级,并不遗余力地推行英雄史观,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这种因果关系的思想轨迹,浸透了广大国民党士兵群众足以汇聚成河的醒血酸泪,并一直延续至今。
在我博客文章《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驳兵役科长之子流沙河的抗战回忆》之下,一位IP地址为"124.119.39.*"的匿名者,不但一上来就破口大骂,还毫不掩饰地留言:"那几百万壮丁 不管他们究竟是死的正不正常 但是为了抗日而死 也算是死得其所"
面对如此之说,我实在抑制不住心头的怒火,愤而反驳:
当国民党军队长官"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四川省达梁师管区司令官的周开勋语),导致壮丁大量死亡,也算"死得其所"?
生病壮丁被国民党长官活埋甚至成批活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见证,四川黔江公路卫生站学医的杨增锡见证),也算"死得其所"?
国民党军队的长官为了"免除背扛肩抬他们的麻烦",将"因饥饿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活活打死"(美军驻华总部政治顾问谢伟思报告),也算"死得其所"?
"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粮饷,致使"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死亡"(美军顾问魏德迈将军等见证),也算"死得其所"?
一名士兵因骂了营长,军官便"集合全连实行千刀万剐,先刮眼皮,再挖眼、耳、鼻......"(士兵江源涛亲眼所见),也算"死得其所"?
当初,国民党大小军阀就是你现在这样,打着抗日的旗号,为自己欺压、残害士兵辩解的。
你的阶级本性,不言而喻了吧!
比较国共抗战英雄是有意义的,因为亿万受奴役、受欺压的底层"草根"大众一旦聚集在真正代表自身权利的旗帜之下,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革命,也就不可避免了。
耐人寻味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58年后的今天,《三毛从军记》中依仗其话语霸权剥夺"草根"英雄荣誉并专为权贵"打粉"的"记者",不仅有了形形色色的继承人,还在共产党的天下,收复了"英雄史观"曾经被逐出的一个又一个舆论阵地。而民本主义英雄观在主流舆论阵地上的势微,与当今《包身工》等课文被删除及类似山西"窑奴"事件层出不穷,又不无关系。
因为,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英雄史观一旦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占据统治地位,博弈于"帕累托优势"下的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必然遵循"丛林法则"在"弱肉强食"中恶化,进而成为少数"精英"阶层实现私人资本的积累和增值的代价。
高戈里博客上的相关文章及链接:
《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驳兵役科长之子流沙河的抗战回忆》
《起义官兵泪血大控诉》系列1-8
预告下一篇:《"许多学者"何以不承认国民党军内部的阶级压迫——四论国共抗战英雄之比较》116 条 关于 "国民党军抗战英雄缘何少有士兵——三论国共抗战英雄之比较" 的评论
这是我准备以后上贴的文章中的一段“白求恩看到伤员的伙食不很理想,随提出要求提高伤病员的伙食标准,要求有牛奶,肉等,当时我父亲就告诉白求恩,这个办不到,不是我们不想给伤员们伙食搞得好一些,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而定,那时的伙食标准是伤病员每人每天的菜金是一毛钱,当时根据地发展很快,所有的物资供应包括粮食,都要靠当地的老百姓,一毛钱虽然不多,但就是这样的伙食标准也已经是不错的了,如果提高标准,势必要增加当地老百姓的负担,我们暂时艰苦一些,克服一下困难,也不要损害老百姓的利益。父亲的解释说服了白求恩,同时也使白求恩感到这支军队确实是人民的军队,时时处处在为人民着想。”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根据国民党政府有关条例规定,“国光勋章”和“青天白日勋章”,系授予“立有特殊战功者”,且“‘国光勋章’为国家至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次之。
而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规定,“独立自由勋章、独立自由奖章分别授予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或脱离生产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二年以上,并一直坚持革命工作而无重大过失的人员”。所以,我说它主要是纪念性质。
第二个问题:
您说,“剑桥民国史,感觉写的也不是很权威”。那好,我再提供给您一个文献,您看“权威”不:
我们现在办理兵役的主官,对于干部最多能管到各县兵役科长为止,至于一般基层干部完全不能管到,所以地方役政,仍是给一般地方上的不良份子来办理,因此他们得以操纵其间;威吓,敲诈,贿赂,顶买,无所不为,毫无忌惮!——蒋委员长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二十日上午在中央训练团对兵役会议出席人员的讲话
现在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兵役署主管人员要知道不仅是你们失职无能,而且是我们军委会全部的耻辱,我对于新兵如何征集,如何待遇,如何接收,应该怎么样考核,应该怎么样改良,一切具体的办法和步骤,五年以来,不知说了多少次,而到如今还是这样腐败,还是一点没有改进!前几天我看到红十字会负责人送来的一个在贵州实地看到的报告,报告新兵输送的情形,真使我们无面目作人,真觉得我们对不起民众,对不起部下!据报告人亲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饿莩,瘦弱不堪,而且到处都是病兵,奄奄待毙,有的病兵走不动了,就被官长枪毙在路旁,估计起来,从福建征来的一千新兵,到贵州收不到一百人;这种情形,兵役署长知道不知道?现在军政部在贵州沿途都设有合作站,你们所派的站长干的什么事?这个责任究竟应归那一个机关来担负?可知我们现在一般机构真是有名无实,内部一天一天的空虚,一天一天的腐败,长此下去,我们国家只有灭亡。——蒋委员长民国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出席黄山整军预备会议时的讲话
不对吧!
首先,您想说花都是香的,而我,则要分析香花的化学成分。二者是有联系的。这里有一个哲学或者说是思想方法问题,我将在《"许多学者"何以不承认国民党军内部的阶级压迫——四论国共抗战英雄之比较》中回答。
我博客上的《历史的曲折应该历史地反思》(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2007年第七期《观察与交流》刊登),有这方面的分析。
其次,关于您说的“花开在那里才香”的问题,“本文并不反对讴歌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英雄,恰恰相反,那些备受长官盘剥、欺压却又含垢忍辱并以冻馁之身为抗击日寇侵略流血牺牲的广大国民党士兵群众,才是最值得秉笔直书颂扬、纪念的英雄。而大量国民党士兵群众的抗日英雄事迹之所以长期被抹杀、被埋没、被忽视,与《三毛从军记》中的记者所代表的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精英附庸于压迫者阶级,并不遗余力地推行英雄史观,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我文章中的这句话,您可能没注意到。
这是你我的本质分歧所在。
又及,您用“粪青”而不是“愤青”一词来称呼上面的网友,似乎表明您这样一种态度:已所不欲,却施于人。
你的表达有误,但你的意思我明白。
第一,这里有个前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之前,中国史学界在历史的各个阶段,都是“英雄史观”占统治地位。如此,有谁会记述底层民众的历史,有谁能关注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第二,你在学习大陆学者在解放后编著的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显然,你忽视了关于人民群众在那个历史阶段中的作用,即“水可载舟,也可覆舟”。
第三,你忽视了“林则徐、邓世昌、孙中山”为什么会失败,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为什么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后取得胜利?
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使他们看到了蕴藏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能排山倒海的伟大力量!
第四,英雄史观”在中国统治舆论阵地,有数千年的历史,在客观上,是为少数人统治、欺压多数人服务的。
国民党治国基于“英雄史观”,自然要剥夺广大士兵的权益,所以才有“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的惨剧(见《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驳兵役科长之子流沙河的抗战回忆 》http://gaogeli.blshe.com/post/1892/37526
这是争论的焦点,也是某些人的不愿正视的要害。
第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破天荒地颠覆了“英雄史观”在意识形态领域延续数千年的统治地位,其后果,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摆脱受奴役、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
对此,站在少数剥削阶级立场上,或站在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立场上,评价是截然不同的。
第六,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并不否认“英雄”的历史作用,但强调“英雄”产生民众,“英雄”只能顺应历史的潮流,而决定历史大潮流的,是人民。即所谓“民可载舟,也可覆舟”。
第五,讨论这个题目在当前的意义是,应该还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草根民众以民主权利!
因为,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英雄史观一旦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占据统治地位,博弈于"帕累托优势"下的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必然遵循"丛林法则"在"弱肉强食"中恶化,进而成为少数"精英"阶层实现私人资本的积累和增值的代价。
毛泽东在文革前,特别强调被人们忽视的井冈山精神中的“士兵委员会制度”,就有这个意义!
莫非王土先生:
您在《结论陈词》中说道:“感觉高先生没有读过‘一摘使瓜好,二摘令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徒作口舌之争,我不喜也,辩论告一段落可也。”
嘿嘿!您说的“一二三四”,我确实没读过,但这并不妨碍我思考《莫非王土的一二三四》。
你我之间的争论,是从您骂我“不厚道”开始的。尽管,你多次自诩“只喜学术理性辩论”,但我一直没戳破您言行不一,只是在您骂别人是“粪青”时,才提醒了您。我之所以没与您计较,不是品行问题,因为我没那么高的修养。我平心静气地与您摆事实,说道理,目的,是为了在探究“许多学者何以死活不承认旧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中,进一步探索其潜意识中的情感寄托、逻辑规则、思维轨迹、话语特征和狡辩方法,以及面对不同话题的情绪峰谷、语调卑亢,等等,并想在与您的争论中得到启发。
为此,我在《莫非王土先生的情绪轨迹》中,做了点“证伪”的活路。本来,我还想写《莫非王土先生的前言后语对照》,遗憾的是,太忙,顾不过来,有更重要的文章要写,只能保存您的部分言论,以备我日后“论时事不留面子,贬痼癖常取类型”。
谢谢啦!
您的博客不能拷贝,故我的回复有必要先贴到这里。
我在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第170-171页有如下一段:
徐文烈有的放矢,侃侃而谈:“中日战争在军力、经济力、组织力方面,日本强于中国,但中国是大国,其战争是进步和正义的,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全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在这些方面,中国又优于日本。中日战争的这一基本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军事上的战略战术,以及战争的前途。一方面,战争初期和中期,我们应坚决避免战略上的决战,以土地换取时间,在战略上以持久战消耗敌人;另一方面,敌以少兵临大国,只能占领一部分城市、交通沿线,于是,给我们开展运动战和游击战留下了广阔的空间。由此,在战略防御阶段,战役战斗形式应该以运动战为主,辅之以游击战和阵地战,利用我地广、兵多两个长处,主力兵团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以战役战斗外线速决的进攻战,积少成多,遏止敌人进攻。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我军应以游击战为主,辅之以运动战,除正面防御部队外,我军应大量转入敌后,发动民众,向敌占领地开展广泛和猛烈的游击战,并尽可能调动敌人于运动中歼灭,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为转入战略反攻创造条件。”
徐文烈从容地把军官们的思绪从战役战术领域引到战略领域,稍事停顿,又将他们的眼界拓展到政治领域:“蒋介石之所以采取消极、片面的抗战路线,完全基于政治上的短视。从一般军事常识上看,我正规兵团要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采取流动性很大的运动战,必须在战区内解决给养、兵员的就地补充,解决制造、捕捉战机时的隐蔽性和突然性问题。在敌人眼皮底下,不发动民众,军队能源源不断得到供给和补充吗?能有效地封锁消息、掩护军队出其不意的行动吗?要发动民众,农民备受盘剥、士兵挨打受骂、官僚腐败、专制独裁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就得解决。可革新政治,将动摇现存的社会制度,蒋介石能干吗?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也曾颁布过‘二五减租’法令,但国民党统治区基本没实行过。蒋介石也曾向敌后派遣了近百万大军,由于他们不依靠和发动群众,由于他们坚持反共方针,结果经不起敌寇‘扫荡’,1941年崩溃于中条山,1942年败溃于浙赣,1943年覆没于山东,到1944年,除零星武装外,敌后国民党军基本瓦解。在此期间,国民党投敌部队近50万人,投敌将官58人、中央委员20人。 事实证明,任何脱离人民的军队都无法汲取真正的力量源泉。”
本文并不反对讴歌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英雄,恰恰相反,那些备受长官盘剥、欺压却又含垢忍辱并以冻馁之身为抗击日寇侵略流血牺牲的广大国民党士兵群众,才是最值得秉笔直书颂扬、纪念的英雄。而大量国民党士兵群众的抗日英雄事迹之所以长期被抹杀、被埋没、被忽视,与《三毛从军记》中的记者所代表的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精英附庸于压迫者阶级,并不遗余力地推行英雄史观,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这种因果关系的思想轨迹,浸透了广大国民党士兵群众足以汇聚成河的醒血酸泪,并一直延续至今。
比较国共抗战英雄是有意义的,因为亿万受奴役、受欺压的底层"草根"大众一旦聚集在真正代表自身权利的旗帜之下,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革命,也就不可避免了。
莫非王土先生2008年10月4日在其博客上贴出《本人与高戈里辩论始末》,对此,我回复如下:
您真是个“剪辑”高手,这个帖子让我喷饭不已,有好几处,想想就笑。
我最近忙,对您在这个帖子里提出的问题,我将分三个时段来回答,一部分,我将写入以后的文章里(有可能是《某些学者何以死活不承认旧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若写了,我会告诉您。另一部分,我将在忙完手头上的事情后,答复。在这个帖子里,我只就您说的“高先生似乎辩论之心老停不下来”,随便聊两句。
我对到我博客上来骂我的人,历来的办法是,一不删他的帖;二不封他的IP地址;三是不愿与他多理论,有时甚至理都不理。这样做,并非是什么“海量”,而是有意图的。
您“三番喊停”,我早就注意到了。我之所以没停,不仅因为您是位值得与之讨论的对手,也因为您的“厚道”实在让人真假难辨:您一方面自诩“只喜学术理性辩论”,“只喜”二字跃然纸上,另一方面却骂别人“不厚道”,是“粪青”,还宣称自己所实行的是“毫无交集”的“双轨制”;一方面把骂别人的话高悬在上,另一方面又三番两次地叫停,想封别人的口;一方面辩解“不厚道”不是骂人,另一方面却要继续骂别人是“小人”。
如此真假难辨,您让我怎么相信我的帖子“是敏思改版时丢失了”,不是您借故删去的?
尽管您极力标榜自己很“理性”,但您上述种种作为,袒露了您强烈的带有浓烈感情色彩的“自我意识”,这与您的历史观,在心理现象上,有着相通之处:您在维护国民党将领阶层(我注意到,您曾把我提出的这个概念偷换成“国民党官兵”)抗战荣誉的时候,是听不得有人提及广大国民党士兵群众在抗战期间备受长官欺压的凄苦呼嚎。
莫非王土博客上的两篇文章:
http://www.blogms.com/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1901850
http://www.blogms.com/StBlogPageMain/Efp_BlogLogSee.aspx?cBlogLog=1002199840





拜读,三毛那段很经典